张子珍烈士墓

张子珍又名张哲民，安徽阜阳城西关人，1906年生，1923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受党派遣回阜阳开辟工作，1925年筹建中共阜阳第一个党小组，1926年入黄浦军校学习，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同年12月14日在瘦狗岭战斗中英勇牺牲。

“夜半枪声连角起，广州工农兵举义，红旗闪耀粤王台，君是当年好战士。”这是1957年5月，叶剑英元帅为悼念张子珍烈士而写的一首诗，也是对张子珍一生的写照。
     1906年，张子珍出生于安徽省阜阳城西关一个小土布商家中。其父张藏珍,育有四子，张子珍排行老二。商人出身的父亲，希望儿子将来能出人头第，省吃俭用，把张子珍送进私塾念书。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新思想、新文化传到了阜阳。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1921年，张子珍放弃私塾，进入设在阜阳的安徽省立第三师范读书。当时设在阜阳的安徽省立第六中学、第三师范，早已有王允仲、李石生、刘希古、陈晓风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传播新思想，宣传马列主义，向学生推荐《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启迪人们寻求救国之道。在他们的影响下，张子珍开始注意对救国救民真理的探讨，常约好友聂鹤亭等同志到家阅读进步书籍，议论国家大事，抒发宏图大志。

张子珍的学习目的在逐步转变着。他沉默寡言，认真思索，抱定决心：好好学习，将来为拯救国民而献身！他接受能力很强，当时的英文课，采用提问式教学，老师的每次提问，他都能圆满答出，博得老师的好评。他为人耿直，生活简朴，不讲吃穿，从不乱花一文钱。可是，对于贫寒的同学，他却乐于解囊相助，很受同学们爱戴。

张子珍爱美术，画得一手好画，1921年冬，安徽省立第三师范肄业，他便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在上海读书期间，张子珍结识了当时的上海商务印书馆批发部主任，上海党地下交通员宋某。

1922年1月，香港海员大罢工，迫使帝国主义的船只停泊香港，开不出去，香港变成了一座死港。英帝国主义到上海等地招募新工人，企图打击罢工运动。张子珍响应党的号召，和同学们一起到附近的工厂、街头宣传，动员在业和失业工人拒绝招募。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大罢工，张子珍根据党的指示，积极组织学生游行示威，并募集款项，表示声援。在群众斗争的暴风雨中，张子珍进步很快，1923年秋，经上海商务印书馆批发部主任宋某介绍，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活动积极，张子珍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被上海公安机关下令通缉，处境十分危险。

为了保障其人身安全和传播革命种子，1924年夏，党派张子珍回阜阳开辟工作。地处安徽西北的阜阳环境偏僻，交迫闭塞，政治空气沉闷。自从张子珍回阜阳开展革命工作以后，犹如平静的水中投进了一块巨石，掀起一层层波浪，广大群众一天天觉醒。阜阳本是反动军阀倪嗣冲的老巢，倪氏家族及其爪牙依仗其势，横行霸道，残害人民，人民群众恨得咬牙切齿。张子珍审时度势，领导人民开展斗争，以打击军阀倪嗣冲的社会基础。1924年，倪氏爪牙刘云飞管理阜阳县。刘云飞借“办土匪”为名，残害良民，搜刮钱财。张子珍联络邢少璜、王铸才(学生会负责人)等人，发动群众，在街上张贴标语、漫画，公布刘氏罪恶。漫画上画着刘云飞吞洋钱、屙洋钱，终日在洋钱中过生活的丑态，过路人看了，无不叫绝。这次斗争，虽未达到驱逐刘云飞的目的，但却给了统治者一个沉重的打击。

1925年5月，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由于帝国主义者实行血腥镇压，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当时张子珍正在上海购书，对于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他义愤填膺，多次参加群众性的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等口号。5月6日，他带着党的指示回到阜阳，不久阜阳一带便燃起了反帝斗争的熊熊烈火。6月中旬，张子珍和张蕴华联络六中、三师进步教师王允仲、陈子真、程旭亭等同志，重新整顿了各校学生会和阜阳学联，组织了学生纠察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广大学生经常到大街上游行示威，张贴标语，到各个商店宣传抵制洋货的意义，检查洋货，提倡购买国货，还印刷许多传单，散发到阜阳城乡各地。被抵制的洋货，先是日货，后来扩大到英、法、美货。张子珍首先动员其岳父家的商店退回洋货，全部出售国货，并在商店门前第一个挂起“京货店”的牌子。这个举动，对当时人影响很大。有的群众买了洋货，经纠察队说明抵制洋货的意义后，就当众撕毁、砸碎;有的商店把洋货收起来，退回原进货公司;有的通知上级买办公司或洋行停止发货……这种抵制洋货的爱国运动，在阜阳一直坚持了很久。

1925年8月，在上海参加共产党的周传鼎、周传业兄弟二人返回阜阳度假，和张子珍接上了关系，经过协商，成立了阜阳最早的党组织——中共阜阳小组。当时安徽省还没有党的领导组织，经请示隶属中共上海区委领导，党小组共3人组成，组长张子珍，成员周传鼎、周传业。

为了建立革命据点便于开展工作，张子珍以开书局做生意为名，说服父亲让出了大隅首北边座东朝西三间门面的土布商店。在此基础上，他联络在上海读书的周传鼎、周传业兄弟和进步知识分子牛季良、张贞一、郭献文等人，合股开办了“淮颍书局”(在今阜阳市解放中路329、331号)，作为党的地下活动机关。张子珍以购书为名，经常去上海和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回阜阳后开展地下活动，“淮颍书局”便成了阜阳一带党的地下活动中心机关。

为了掩护书局和便于机动，张子珍又说服父亲把书局隔壁的四喜楼租给一个开饭馆的老板。张子珍在书局院子的南墙上，秘密开一个小门，直通四喜楼，一旦有情况，随时可从四喜楼撤出去。张子珍和同志们常以同学、朋友聚餐为名，以吆五喝六的猜拳行令声为掩护，在四喜楼召开秘密会议，传达上级指示，部署本地工作。

在书局后院小楼上，张子珍收藏《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社会发展史》等马列主义著作，以及《向导》《新青年》《铁流》等进步杂志和书籍，供革命青年阅读。

当时封建主义文化占统治地位。益智书局、一品斋、华成等几家书店里，摆的都是《三字经》、《百家姓》、五经四书、曲艺鼓词和言情、侠义小说，助长了封建思想。为了唤醒群众，张子珍引进具有革命倾向的书刊，如鲁迅等人的著作，以及《创造季刊》《创造月刊》等进步杂志。

在淮颍书局里，张子珍是个大股东，他几乎拿出了全部家业，但从来也没分过一个钱。张子珍的哥哥张子彬见张子珍开书局整天拿不回钱来，逐渐起了疑心，鼓动两个弟弟同父亲争吵，要求分家，又跑到书局殴打张子珍。张子珍在淮颍书局的活动，终于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他们一面指使张子珍住宅前商店主人韩大龙监视张子珍的行动，一面阴谋查封书局。一天，县公安部门的一位地下党员突然报告，说要来查书，张子珍立即组织同志们将进步书籍安全转移。

1925年9月30日，张子珍与王成贞结婚。张子珍的来往信件很多，但打开看时，总是白纸一张，当往水盆里一放，字迹便清晰地显现出来。对于这些事，王成贞也时有察觉，但她全装没看见。一次，张子珍正在水盆里显字，妻子不知道，突然推门进来。张子珍先是一惊，但看上去妻子却若无其事，就放心了。他对妻子说:“我们今后要走一条路，有福同享。有祸同担。”被委屈的妻子爽朗地说:“放心吧!我不跟你走一条路跟谁走一条路！要是不跟你走一条路，你来信我早就报告了……”

当时阜阳城，有四所重点中等学校，加上附近的乡、镇中小学，学校共有几十所，照相馆只有翟记一家。翟记依仗其独家经营，对学生任意刁难，技术也十分低劣。每临毕业，学生照相成了大问题。为了解决学生的困难和为书局招引“顾客”，扩大革命影响，1925年9月，张子珍带着书局雇员张贞一到商务印书馆照相部学习两个星期，回阜后开设了“皖北照相馆”，作为书局的附设门市部。皖北照相馆不仅是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站，而且也是党组织联系各校学生的主要桥梁之一，许多常来常往的顾客，有的入了团、入了党。

为了发展革命组织，壮大党的队伍，张子珍又和张蕴华、乔锦卿等同志一起，利用书局之便，开办了“流动图书馆”与“读书会”，以吸引广大青年。流动图书馆备有马列主义小册子和其它进步书刊。当时安徽省立第六中学、第三师范、第五女子中学及蚕桑学校的许多学生，都是流动图书馆的常客，就连一些进步教师，如六中的王允仲、陈子真、邢元伟，三师的程旭亭、陈晓风等人，也和流动图书馆常有来往。流动图书馆对学生无偿借阅，手续简便，很受革命青年欢迎。青年们既有好奇之心，又有探索真理的欲望，越是反动当局不让看的禁书，他们越是要看。为了躲避搜查，他们往往藏在被窝里或者跑到野地里偷着看。

读书会分为党员小组、团员小组和进步青年小组，活动方式有阅读、作报告、时政讨论和理论研究等。它吸引着许多有志青年，他们之中，有的后来入了团、入了党，成为党在阜阳活动的得力骨干。如后来太和、插花、阜南初期党的负责人，姜兆云、董橙君、张醒三，皖北特委书记李端甫等都是在读书会中入党的党员。

1925年年底，圣诞节将至。在张子珍的提议下，中共阜阳小组决定利用圣诞节之机，将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引向反对教会侵略的直接斗争，号召全县人民掀起一场反对外国教会的运动。12月25日，正值圣诞节，基督教会张灯结彩，演戏祈祷，欢度圣诞节。这时，正当早已安排好的学生抵制日货宣传队从其门口路过，张子珍和张蕴华同志领着汤鹤年、唐效雨等一群爱国学生，以看戏为名，拥进基督教堂，把高坐讲台正在祈祷的伏路斯(加拿大人)神父用砖头瓦片飞砸一顿，教堂的玻璃门窗被砸的粉碎，一部分桌椅家具也被打坏。通过抵制洋货和反对教会运动，阜阳人民提高了民族意识，爱国热情更加高涨。

张子珍在领导群众斗争的同时，注意吸收积极分子入党，在附近乡镇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到1926年底、1927年初，党在阜阳的组织已经有了较大发展，在行流集、太和(太和一部分当时属阜阳管辖)阜南(阜南当时属阜阳管辖)、城关、插花庙、李集、长官店、沈邱集(今临泉县城)、艾亭等，分别建立了二十多个党的支部或小组，全县党员人数已达三百多人。

1926年9月，党组织调张子珍赴黄浦军校学习。他根据党的指示，约好友张贞一、牛季良等同志准备共同前往，张、牛二同志因路费等原因未能同行。9月6日，张子珍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温暖的家庭，奔赴黄浦军校。离家时，女儿张曼霞才出生40天。他对妻子说:“我走了，给你留下个女儿，你不要给她扎耳眼，不要给她缠足，要把她个当男孩儿看待，抚育成材，长大好接革命的班!”妻子含着眼泪说:“放心吧!我一定把她教育好!”

为怕张子珍走后连累家中，父母、兄弟都出来阻拦，张子珍走时，不给一文钱，力图从经济上限制他。张子珍下定决心：就是沿路讨饭，也要按时去黄浦军校报到。妻子多给他包了几件旧衣服，又偷偷地把心爱的嫁妆衣服、首饰也包在里面，预备让他走在路上换几个钱，以充盘缠。为了不使妻子伤心，不让家人阻拦，临走那天，他没有再回家看一眼，而是从淮颍书局直接出发了。

进入黄浦军校，张子珍渴望深造的夙愿终于实现了。他如鱼得水，满身都是劲，不怕苦，不怕累，勤学苦练，很快成了一名政治上、军事上合格的优秀学员，不久，被调到以叶剑英同志为参谋长的第四军教导团三营十连任连长。在江西万安县与南昌起义军会师后，转战赣粤，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疯狂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企图用血腥的屠杀消灭革命。党为了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继八一起义和秋收暴动之后，又领导了广州工农兵武装起义，张子珍所在的教导团奉命参加起义，并成为起义的主要武装力量。

12月11日凌晨3点30分，战斗打响，张子珍所在的三营包围了广州市公安局，他奋不顾身，英勇拼杀，第一个冲进了公安局，公安局长朱晖日越墙狼狈逃走。起义军攻占了公安局后，随即砸开牢门，放出了被囚禁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他们立即拿起武器投入战斗。6时，市公安局屋顶上竖起了绣着斧头镰刀的大旗，大门口悬挂着“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横额，广州工农民主政权一广州苏维埃诞生了!刚成立的工农红军总司令部也设在院内，总司令叶挺、副总司令叶剑英、省委军委负责人黄锦辉、聂荣臻等都在这里指挥起义军战斗。

但是，广州起义第一天取得的胜利，仅仅是局部的胜利，它并没有改变敌强我弱的全局形势。

新政权诞生不久，反革命之各种力量立即勾结起来，以超过革命势力数十倍的兵力向苏维埃政权进攻。公安局是起义前反革命的中心政治机关之一，它的得失，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具有极大的影响和意义，张子珍和同志们为保卫红色政权整整坚持拼杀了两个昼夜,但终因寡不敌众，起义军受到包围。12日夜，张子珍随部奉命向东江撤退，14日拂晓，在观音山瘦狗岭掩护部队转移战斗中不幸中弹，当聂鹤亭同志前去扶救时，他已壮烈牺牲，年仅21岁。

张子珍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的英雄事迹永远为人民所歌颂，他的高大形象犹如广州“红陵”的青松，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万古长青! 

1957年5月，在纪念广州起义30周年时，张子珍生前领导和战友叶剑英、徐向前、聂鹤亭等同志，在一起回忆起张子珍同志的英雄事迹，赞扬他的功绩，叶剑英元帅为张子珍同志的英勇牺牲精神所感动，当即奋笔疾书，赋诗一首《题安徽广暴烈士张子珍墓碑》以作纪念。徐向前元帅也为张子珍同志亲笔题词说:“张子珍同志在参加广州起义时牺牲了，这位为祖国的解放、独立、自由英勇奋斗而付出了自己宝贵性命的战士，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聂鹤亭将军绘制了《广州近郊图》一幅，标明了张子珍同志英勇牺牲地点——瘦狗岭，其后又写了《张子珍烈士传》一书(此书未刊行，已失)，作为对张子珍烈士的永久怀念。

（车峰、李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