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水滔滔，不舍昼夜。站在江阴鹅鼻嘴公园的高处往长江江面上看，受黄山基岩控制，江面在此处收缩到宽一千二百米左右，一过江阴，江面又豁然开阔，形成一个纵深宽广的喇叭形。江阴要塞就矗立在这个喇叭口的顶部，控制着由海入江的要害，人称“锁航要塞”。

     1949年，国民党军队在这里以重兵布防，使山顶有炮群、山腰有堑壕、山脚有地堡群，外加7000余名驻军、70余门各种口径大炮，形成了一个完整而严密的江防体系。然而，就是这样一处“铁打”的要塞，却成了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重点突破地段。

要塞起义，立下渡江第一功

    “我们在外跑单帮，小本经营蚀了本。做生意很难，希望回家做大生意。”1946年初，中共华中五地委组织部长唐君照收到了四弟唐秉琳、五弟唐秉煜从国民党江阴要塞写来的一封家书。看似是唠家常的内容，唐君照按照事先约定的暗语，读懂了兄弟俩的真实意思：他们痛感国民党的腐朽，想离开国民党军队，加入解放军队伍。

    在组织的感召下，唐秉琳、唐秉煜成为了我党解放战争早期安插在国民党军高层的地下工作人员，他们先后在中共华中五地委、华中工委和三野十兵团党委的领导和精心策划下开展策反要塞活动，在要塞内部发展地下党员，建立地下党组织，先后争取了吴广文、王德容、李云葵等一大批中坚力量。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22日凌晨，按照王澂明要求，唐秉琳指挥要塞炮台调转炮口，向溃逃的国民党21军射击；唐秉煜率吴铭、李干等提枪冲进了指挥所。面对枪口，时任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如烂泥般瘫倒在地。晨7时，江阴要塞召开全体起义军官会议，接着又召开了千余人参加的官兵会议，宣布江阴要塞起义。之后，江阴要塞起义官兵与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胜利会师，全场一片欢腾。

    江阴要塞起义对渡江战役的胜利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场起义，让人民解放军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立下“渡江第一功”。十兵团司令员叶飞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认为江阴要塞起义是有功的，他不仅减少了我军可能付出的重大伤亡，而且使得我军在江阴段得以顺利突破，加速了战役的胜利进程。这个功劳要归功于华中工委的远见卓识，要塞地下党同志们的机智勇敢与我二十九军同志的积极配合。”

渡江“小船”，穿过江防迎胜利

    在1949年大军渡江前，长江南北的交通联络工作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当时从江阴黄田港向东到护漕港共有四条交通线，在江阴当地，常年摇橹来往于长江两岸的船工便成为了地下交通员，这些船工后来也成为了渡江战役的功臣。长山脚下安全村的申家，就是江阴当地典型的船工之家，申阿才、申金才两兄弟在跑运输的同时，曾多次为解放军送达重要军事情报。

    江阴市档案史志馆党史研究者承鸿告诉记者，申阿才的二哥申金才，也凭着多年在“船老大”中间树立的威望，在渡江战役打响前，动员所有在江北的江南船工原地待命、支前渡江。短短几天里，申金才和船工们几乎不眠不休，先后将4个军、十余万渡江部队送达江阴。仅在江阴地区，就有6名船工被授予“渡江特等功臣”，10人名列“一等功臣”

血染李沟头，光辉事迹耀后人

   江阴要塞起义成功，让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顺利渡过长江、解放江阴城。然而，顺利登陆的先头部队却在一个叫作“李沟头”的小地方突然遭遇国民党军阻击，一场遭遇战随即打响，111名解放军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今，位于江阴市临港开发区夏港街道的李沟头烈士陵园几经修缮，已经成为了当地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49年4月22日拂晓，解放军28军83师249团二营挺进到朱家店公路附近的李沟头一带，突然与国民党21军向西增援的残敌相遇。敌人凭借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向我军扫射，敌后续部队也赶来增援，情势非常危急。

    密集的子弹打得田里麦苗泥块乱飞，敌众我寡，敌军接二连三倒地，我军也接二连三中弹。为了避免更大的伤亡，郑立洲决定留下自己和两个排，让其余战士向东撤退，与营长聂启洲汇合。“教导员，你先撤！我来掩护！”就在郑立洲拒绝通信员李学勤的掩护，义无反顾坚守战场的时候，敌人的子弹在郑立洲腹部割了一道豁口，肠子从郑立洲伤口处滑了出来，鲜血染红了衣襟。他强忍腹部剧痛，又组织战士迎击敌人，敌人像疯了一样，蜂拥而上，最终，郑立洲和战士因寡不敌众，子弹打光而壮烈牺牲。经过两小时激战，聂启洲击溃了西  进增援的敌人，保证了兄弟部队在江阴申港以西顺利登陆。

    李沟头村村民朱万祥回忆，当时的他年仅5岁，家人把他藏在竹匾下，上面用茅草遮住，天微微亮时，枪声渐停，他偷偷从竹匾下钻出来，走到外面后发现，土坯墙上到处是枪眼，李沟头河水已被鲜血染红……英雄已逝，精神永存，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留下的光辉事迹，至今仍激励着当地的江阴人民不断开拓进取，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江阴市双拥办宣（稿件来自《无锡日报》）